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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9月26日电 (记者 孙自法)距今100万年至30万年间的古人类究竟如何迁徙演化、相互间有何渊源……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在学界广受关注。 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最新消息说,该所倪喜军研究员主导的团队对出土于湖北、约100万年前的“郧县人2号”古人类头骨化石进行重新研究分析后,刷新了人类演化时间线、改写了人类家谱,实证丹尼索瓦人(丹人)属于龙人支系。本项研究的郧县人生活场景复原图。(倪喜军团队 供图) 这项研究成果论文北京时间26日凌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不仅揭示出一个与神秘古人类丹人密切相关的演化支系——龙人,更将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尼人)与龙人这一亚洲古人类支系的分化时间大幅推前,远超此前学界共识。 倪喜军表示,“郧县人帮助我们澄清了100万年至30万年前这段‘中间时期’的人类演化迷雾,提醒我们,关于人类的起源,我们不知道的远比已知的要多”。 被称为“郧县人2号”的这件头骨化石,由论文第一作者、山西大学冯小波教授于1990年发现于湖北省郧县(今十堰市郧阳区)。出土时已严重破碎变形,研究难度极大,最初主要依据其古老年代被暂归为直立人。“郧县人2号”不仅有可靠的地质年代测定,更是百万年前极为稀少的人类遗存,对厘清人类演化谱系具有关键意义。本项研究的“郧县人2号”头骨复原过程(上)、郧县人头像复原图(下)。(倪喜军团队 供图) 本项研究采用高精度计算机断层扫描(CT)与结构光表面扫描技术,清晰识别出“郧县人2号”化石中的裂隙、矿物填充和未变形的骨片,随后通过创新的数字重建方法,根据解剖结构和几何形态学标志点,以虚拟方式完成了头骨的精细拼接。 研究团队还开发出一套新型统计方案以检验重建结果的可靠性,成功破解古生物学中长期存在却难以验证的关键问题。通过随机引入误差进行上万次模拟,结果显示,“郧县人2号”在系统发育树中的位置始终稳定。 重建后的“郧县人2号”头骨呈现出原始与进步特征交融的形态:低平的额骨和突出的吻部类似更古老的直立人或海德堡人;扁平低矮的颧骨、更宽的后脑颅以及较大的脑容量,则与龙人以及大荔、金牛山、华龙洞、许家窑等地出土的中更新世人类化石相似。研究发现,这件百万年前的头骨脑容量竟超过1100毫升。 研究团队进一步以郧县人作为关键校准点,构建出全新的人属系统演化树,再借助先进科技手段分析,推算出各个人类支系的分化时间。他们研究发现,智人、龙人和尼人这三支的分化发生得非常早,虽然早于目前化石记录所示,但与基因组数据推测的结果高度吻合。本项研究的人属系统演化树,右下为郧县人复原图。(倪喜军团队 供图) 研究结果显示,郧县人并非直立人,而是与丹人密切相关的龙人支系的早期代表。这说明早在百万年前,人类祖先已经分化成多个独立演化的群体,其分化时间之早、程度之复杂,远超过去的想象。 “根据这一新的谱系框架,亚洲地区多数中更新世人类化石,包括大荔、金牛山、华龙洞、许家窑、夏河、澎湖及丹尼索瓦洞穴出土的标本,以及发现于松花江哈尔滨江段的龙人正型头骨,都可归入龙人支系。龙人支系与智人拥有最近的共同祖先。”倪喜军总结说。(完)--> 【编辑:梁异】
中新社上海9月27日电 题:青年学者接棒让东京审判的历史不再“沉默” 作者 谢梦圆 对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90后”助理研究员曹鲁晓而言,接触“战争审判”这个领域纯属偶然。原本他只是对中国近代史颇为关注,直到在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看到法庭对于各大战役和日军暴行的论证与人们所习惯的事实性描述区别很大,他才意识到,这一类研究可以为认识侵华战争提供不同角度。 近日,记者在“青春华章·共赴山海向未来”主题展演活动启幕前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了解到青年学者如何参与研究,让尘封的历史不再“沉默”。--> 曹鲁晓介绍,在2011年前,中国境内找不到完整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研究者们面临着历史档案严重缺失的困境。为了建立起基础文献体系,决心寻找历史真相拼图的学者首先从海外档案馆中复制了一批档案,随后将原始语言为英文、日文的档案翻译成中文。 经过数年努力,截至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已累计编纂出版300余卷核心文献,包括首次系统公开中国自主审判完整档案的102卷《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并同步建立了国内首个“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攻克了东京审判原始档案油墨打印件光学字符识别(OCR)识别技术难题。 掌握基本史实后,曹鲁晓在研究中逐渐发现,回顾相关档案,对解释很多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国际刑法问题有所助益。在他看来,青年学者应该拓展课题范围,注重学科交叉,检视审判发生时检辩双方围绕重大法理问题的辩论,以发挥历史文献的现实价值。 不过,令研究者们感到惋惜的是,很多历史已经走到了社会大众的记忆边缘。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史料,一批青年学者接过守护历史的接力棒,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将研究成果传递出去。 上海交通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研究员陈亦楠历时十年主持创制了纪录片《东京审判》《亚太战争审判》《正义的审判》,分别聚焦“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在亚太地区对日乙丙级战犯审判,以及中国独立对日战犯审判。 为了确保每一处史实都有据可查,陈亦楠和团队挖掘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庭审影像资料,总量相当于900部电影;查阅2000万字的庭审记录;辨认1.5万张战犯、庭审人员和参与者的照片;翻阅200多部不同语言的相关学术著作。 不少在校学生参与了这些纪录片的拍摄,他们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工具寻找线索,并以青年人的视角制作了大量短视频,在年轻群体中广泛传播。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汪瑞琪担任纪录片《正义的审判》有关新中国庭审现场的学术撰稿。起初,一个现实难题摆在她面前: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纪录片制作者,面对海量枯燥的庭审档案、密集的法律条文,也难以快速沉浸其中;若单纯堆砌史料,普通观众更会望而却步。“要让观众真正‘走进’那个法庭,首先得把‘故事’讲进他们心里。”汪瑞琪意识到,学术性与传播性并非对立,关键在于找到两者的平衡点。 于是,她从庭审记录中梳理出日本战犯的罪行供述,筛选出最具冲击力的细节,聚焦那些让人触动的“现场瞬间”,比如证人出庭时掀起衣服展示伤口的片段。 “面对战争创伤时,痛苦在所难免,但守护历史记忆也是青年研究者的责任。通过战争审判这种理性的方式去对抗不理性,从而使世界更为理性,这就是战争审判的意义。”汪瑞琪说。(完) 【编辑:陈海峰】